他,来自毛遂的故乡;他,是一位好学的农民;有一天,他钻研起中国现行的交通规则,并发现破绽,于是,他万里奔走,向世人宣传他“车仍靠右,人改靠左、同侧人车逆行”的交通方案——
1999年4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期间,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刊出一则消息《人大议案群芳争艳(主题)——行人和自行车能否右行改左行》:
多年来,我国交通规则一直规定,机动车、行人和自行车等沿道路右侧同方向前行。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乡京华实业公司女经理刘志华等31人提出一件议案:为了减少交通事故,保障行人安全,国家能否在继续规定机动车右行的同时,将行人改为与机动车逆向靠左行走。刘志华等人认为,目前,我国道路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事故频发,致人伤亡的一大原因是,机动车与行人、自行车“不合理”地同侧、同方向前行。行人、骑车人由于不了解身后动向,无法主动避让,常因身后不规则行驶的车辆碰撞、擦挂而丧生或致残;或者行人、骑车者突然抢行或猛拐,使其身后的机动车驾驶员措手不及,造成交通事故。如果行人、自行车改为与机动车反方向的左行,一般就能眼观来车动向,遇情况时主动避让,大大增加交通安全系数,减少事故发生。
刘志华称,她领衔的这份议案是以河南原阳一位叫王国栋的农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形成的。王国栋所在的村紧邻107国道,其所见的交通事故促成了他的研究。
说实话,当时看罢这则消息,并未引起记者注意。直到新千年第一个春节后,记者在一位同事的案头发现一份打印的、署名王国栋的《为交通法规改革告同胞书》及《一般公路人车同道运行最佳方案与现行规则利弊对比》,才引起记者的浓厚兴趣:“这个王国栋你见过吗?他的脑子有病吗?方案你仔细看没有?有没有道理?”同事被记者的一连串问号弄笑了:“王国栋是一个中原农民,他的言谈举止都很正常,至于方案有无道理,你可以看看。”
在《告同胞书》里,王国栋谈到,如果他的方案得以全面实施,将至少有五大好处:大幅度减少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普遍提高车速;明显改善城乡交通秩序,有效地降低车损和油耗;减轻噪音及大气污染等。他提到,这个最佳方案不但适用于中国,世界各国也同样适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公路交通规则的不统一已严重地制约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他的方案将破天荒第一次使世界交通规则的统一成为可能……
区区一个中原腹地的“泥腿子”,是不是在吹牛?记者认真研究了他的《一般公路人车同行最佳方案与现行规则利弊对比》,认为确有不同凡响之处,让人刮目相看的,还有论文开端王国栋填的《满江红》词:人车并行,理欠妥,事故接踵,多少次,车毁人亡。血溅尸横。此间缘由有谁解?万家泪飞自认命。出门去,亲人祈神佑,常不灵。世间事,总能识;悖理事,终有正。献良策车右人左逆行。此策实施有何难?利国利民建殊功。法早立,国强民安乐,普天庆。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是啊,一个“泥腿子”,不好好种田,琢磨改革交通规则,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记者决定采访他。
九曲黄河哺育了众多风流人物。河南省原阳县地处黄河北岸,这里是勇于自荐的古代名士毛遂的故乡。今年55岁的王国栋就生长在107国道旁的曹杨庄。
王国栋一米七几的个头,国字型的脸膛被阳光晒得发紫,爱眯缝着双眼。他和妻子有2女1儿,女儿早已出嫁,儿子也在1997年结婚生子。他家有8亩责任田。村里人说,王国栋是个能人。
可是,当他的邻居们都住上了小洋楼时,这个能人一家6口依然住在10间老式瓦房里。王国栋告诉记者,儿子抱怨他不想发家致富,整天净瞎琢磨些“国家大事”。
文革开始那年,想当作家和哲学家的王国栋高中毕业。在“打倒一切”的声浪中,他只得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挣工分,并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
1986年,中国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已经不愁温饱的王国栋又重新做起了他的作家梦,并报名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仅仅一年时间,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3部电影剧本,但都没有人愿意发表。他仍不甘心,又找到新乡市文联,文联一位领导说:“你文字基本功不错,专写小说吧。”王国栋于是又写了两部中篇小说,寄出去,连退稿也没收到。妻子唠叨:“都啥年月啦,你还弄这个,瞧,一天到晚写、写,你成了‘坐家’,人家都发家啦!”无奈之下,王国栋一把火烧掉了所有文稿。
1988年,看到村里人求医问药比较困难,王国栋想,学医吧,一来可以挣些零用钱,二来也可以把技术传给后代。说干就干,在新乡县医院学习结束后,他申办了执照,正式在村里挂牌行医了。王国栋厚道、实在,又肯钻研,三乡五里找他看病的还真不少。
眼见家中逐渐殷实起来,王国栋的妻儿打心眼里高兴。到了1998年春天,他们发现,王国栋又开始“瞎琢磨”了。事情缘于王国栋亲友、同乡的9起交通事故。
1996年6月8日,王国栋的表弟,新乡县七里营镇的王中河和同伴像往日一样,骑车沿着107国道右侧的便道到某建筑工地上工。当他们走到一处加油站附近时,1辆北京吉普从他们后面飞驰而来。突然,汽车偏离了快车道,向丝毫未发现身后险情的王中河撞去。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1997年秋天,王国栋舅爷家的一个邻居和别人一起赶着牛车沿107国道右侧的便道去卖大米。这时,一辆大卡车鸣笛超车,前面汽车不让道,大卡车便企图从右侧超车。赶车人或许是意识到了危险,赶紧从牛车左边下车,想把牛车再往右侧靠一些。可他一下车正好被卡车撞上……
还是在1997年,王国栋又有7位亲友、同乡在107国道右侧便道上骑车行走时,被背后来车撞上,其中1死6伤。
由于出诊,王国栋经常要骑车行在107国道上,那川流不息的车流,加上亲友相继出事,使他一到路上就绷紧了心弦,妻子每次都安排他,想办法绕开“107”走。王国栋总是一边应承,一边动脑筋:为了防止背后出危险,能不能在自行车上装一个反光镜?可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太可笑了,自己的破自行车并不比反光镜值钱哪!”
1998年4月,苦苦思索的王国栋突发奇想:能不能汽车仍靠右行驶,行人和自行车改为在两侧靠左和车逆行?对,试一试,接连多天,他锁上诊所的门到107国道去试验。结果他发现,行人和自行车靠左行不仅可以观察迎面来车的情况,一旦有危险下自行车时,人下到了自行车的左侧,可以迅速向外侧(即左侧)逃生!他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
王国栋有个表叔在磁固堤村住,平时两人挺谈得来。王国栋兴冲冲地找到表叔,把自己的试验讲给他听,并说:“如果能让国家改改交通规则,叫行人和自行车靠左走。不是更安全了吗?”
表叔深有同感,但他说:“就怕国家不听咱这小百姓的啊!”“听不听是一回事儿,说不说是一回事儿,不是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吗?”
当天晚上,妻子问他:“你这些天跟掉了魂似的。诊所关了门,整天跑到大路上干啥?”王国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妻子说:“你看你操这啥心,你安心治病不比啥强?”王国栋讲起了“大道理”:“我固然能救治一个个病人,但能救多少?要是我的想法能够实现,能保住多少人免遭车祸呀!我办的是好事,天塌下来我也弄到底!”“好啦好啦,怨不得人家说你是‘预制板’(意为不开窍)。”妻子叹了一口气,气鼓鼓地不理他了。
王国栋有写日记的习惯,这天,他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异想天开”其实是对反常思维的嘉许,苹果落地很自然,不往地上落难道往天上落?可牛顿却想这是为什么,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王国栋找几个好友征求意见,可好友说:“天下能人多哩,人家就想不到?咱懂个啥!”
“认准了的事儿就要干。”王国栋没有灰心,他连着写了几夜,把自己的初步想法整理出来,并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写信寄给李鹏委员长和朱钅容基总理!
尊敬的李委员长、朱总理阁下:
对于“行人和机动车辆同侧靠右行走”这一沿习已久的交通规则,人们已习以为常……人们或以“行”为职业(如司机),或出外谋生、或出门办事……几乎都离不开“行”,行之安全,干系重大……像城市里那样,实行人车隔离固然不错,但在农村却不大现实。因此我私下揣度,为避免人与机动车同侧并行时人对后方来车浑然不觉等被动性,可否改为“行人与机动车逆向靠左行走”?
……
1998年4月18日,王国栋怀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信发往首都北京。
坦率地说,王国栋此信中的观点只是一些感官上的想法,并未形成理论,也缺乏说服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国栋一直在期待北京的回音。他想,信是不是到不了领导手中呢?是不是我的信说得太缺乏理性思考了呢?期待中,他把自己的设想和现行交通规则的利弊写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报告。
“六一”节快到了,王国栋灵机一动,何不以被车撞死的表弟王中河女儿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呢?尽管这样对领导有失尊重,但或许会有效果。他找到姑母(王中河的母亲),姑母听罢,涌出两行热泪,哽咽着说:“中,能叫天下人少出事故,这是个大好事。”1998年5月18日,一封由“苹苹两姐妹”署名并誊写的信寄给了北京的江爷爷、江奶奶。
信寄走,王国栋就后悔了,连续几个夜晚他辗转难眠,自己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况且凌乱得很,这么写信给中央领导,岂不耽误国家大事?如果有事就给领导写信,岂不乱了套?采访时,王国栋说:“现在想起来,还是应该通过有关部门把自己的想法反映上去。”
自己的一家之言,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它有什么看法呢?王国栋决定外出征询各方意见。妻儿得知他又要关闭诊所,急了:“50多岁的人了,瞎琢磨还不行,还要‘征求意见’,人家不把你当成神经病才怪哩!”“神经就神经,只要对大家伙儿有好处,我才不怕人说哩!”
王国栋背着干馍登上了去郑州的客车。一路上,他拿出自制的“新”旧交通规则对比表让乘客们传阅,然后恭敬地请他们提意见。
车到郑州,他一路步行找到几家新闻媒体,人家对他倒是挺客气,但可能是因为忙,好像没有人仔细听他的。王国栋不禁有些失望,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徘徊着。这时,他看到一位身着警服的年轻警官,不知哪来的勇气,他快步赶上去:“同志,我有话要给您说!”警官很礼貌:“请讲。”王国栋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设想一古脑倒出来。警官仔细听罢,郑重其事地说:“嗯,有道理!不过这样不行,你得写成东西,要有理性思考!”
对呀!我这么乱写信,乱找人,不是白费劲吗?他连夜赶回家中……
这时,王国栋年近八旬的父亲病倒在床,再度拮据的家庭使他不得不一边侍候父亲,一边诊治病人,一边调查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身体一向壮实的他消瘦许多,胡子拉茬的。为了对外联系方便,他“强行”花了一千多元在家装了部电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思索,经过十多个昼夜的苦战,1998年7月初,第一篇论文《行人靠右走,危险随时有——交通事故引发的思考》终于脱稿,并打印出来。可是,在哪儿发表呢?
他首先赶到新乡某报社,编辑说,不适合发表。他转而又去郑州的几家媒体,回答一样。他漫无目的地在郑州街头转悠,在一个售报亭前,一本公安杂志吸引了他,他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向编辑部奔去。一位女编辑让他先把稿子留下,过几天再来;几天后,女编辑充满歉意地告诉他,不能用。
在郑州王国栋又找到分管交通事故的一个部门,部门领导看过论文,忙给他递烟倒水:“看来你真动了脑筋,下了功夫。我可以试着推荐一下。”王国栋遇到知音,心底顿时暖烘烘的,此刻,他真有一种自豪感。
回到原阳,他直奔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师家。老师认真看了他的论文,点头道:“中,有道理。可这种写法不行,不能有过多的叙事和抒情。”
老师的话使王国栋很受启发,至1998年8月4日,他完成了论文的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并将论文标题定为《略论一般公路交通规则的科学设置》。王国栋在日记中写道:重写稿运用哲学观点,指出现行交通规则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背离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不适当地让人车并行,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王国栋回忆,这段时间他格外怕死,怕自己的努力就此完结。
8月5日.他带着重写稿找到郑州分管交通事故的部门。那位领导不无遗憾地告诉他:改革交通规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他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
王国栋又一次把希望寄托给国家领导人,两天后,他把论文的第四稿寄给了朱钅容基总理和公安部长,他在信中说,如有可能,请推荐在有关杂志上发表。这时,王国栋还没意识到,4个多月后,他会第一次收获喜悦。
文章到此,还没说王国栋具体的观点。
大家都知道,我国现行的交通规则是机动车靠右侧,行人也靠右侧,同侧人车顺向并行。而王国栋设计的方案是:机动车靠右侧,行人(非机动车)靠左侧,同侧人车逆向行进。王国栋把他的方案和现行方案作了对比,并分别总结分析出“二十利”、“二十弊”。我们不妨摘要看看……
现行规则完全忽略了行人与机动车行进速度及质量悬殊的重要问题,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构成一个“行人易挡车,车易撞行人”的严峻局面,从而加剧了路上行人与机动车的矛盾。另外,现行规则还完全忽略了人体先天的生理功能特性,极不适当的人车并行,让对行人安全威胁较大的同侧机动车都从背后驶来,埋没了行人善于从正面观察事物并能及时准确地作出各种应变反应的长处,反而让机动车专攻其既无观察能力又无应变防卫能力的后背这一人体最薄弱的“防区”,因而使行人时时处于盲目、被动、几无防卫能力的状态中,行人走在路上常需频频后顾,因生死权操在司机手里而惊恐不安。再则,人车并行,行人挡道时,机动车常常需要刹车或变速,增加了磨损、油耗,同时也加重了污染,禁鸣后尤甚。行人需左转弯过路时,由于对其威胁较大的同侧机动车都自背后来,不便察看,若盲目转弯或抢行易发生危险,另,骑车人习惯从左侧上下,行进中,机动车一旦对行人构成威胁时,人一下自行车便下到了机动车与自行车中间,极不安全……
王国栋认为自己的方案是最佳方案。他说他的方案充分考虑到行人与机动车行进速度及质量悬殊的问题,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路上行人易挡车、车易撞行人的矛盾。他的方案尊重人体先天的生理功能特性,让对行人安全威胁较大的同侧机动车都从迎面驶来,便于行人充分发挥善于从正面观察事物、并能及时准确地作出应变反应的长处,避开行人因背后无眼,无法观察背后事变的弱点,可使行人较为主动,此时背后虽仍有来车,但因基本上都是靠对侧行驶的。故对本侧行人安全威胁不大,而且,按他的方案,直行时行人少有挡道,司机无须频繁鸣笛,可减少噪音,在城市普遍实行禁鸣之后,因行人对来车一目了然,很少有人挡道,对禁鸣工作有利,同理,可相对减少机动车刹车及变速次数,可降低车辆磨损及油耗,也能减轻环境污染。尤其在乡间公路,行人若需右转弯过路时,由于对其威胁较大的同侧机动车都迎面而来,便于察看,可选择适当时机转弯,这样,对侧车虽来自背后,但由于转体后可使视角扩大,要看准横过时机并不难。另外,由于骑车人习惯从左侧上下,行进中机动车一旦对行人构成威胁,行人下自行车后,自行车夹在机动车和行人中间,机动车不易伤着行人……
1998年12月24日,王国栋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侄女拿来一个大信封,落款是《道路交通管理》杂志社。王国栋的心“扑扑通通”直跳,感觉告诉他:是好消息!果然,他在这本1998年第10期杂志的第二十八页上找到他的论文:《略论非机动车和行人改为左行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虽然删去了大部分章节,虽然只有区区五六百字,王国栋仍泪如雨下。此刻,他忘记了长时间奔波的辛劳,他想,这证实了我的自信并非盲目。
第二天,惟一支持他的父亲病逝了,他顿足号啕。
论文发表前长达5个月的等待时间里,王国栋没有闲着,他在报纸上获悉郑州正在召开一个出版物博览会,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碰碰运气”。他又一次背上干馍出发了。在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展位前,他从破提包里取出那厚厚一摞用各种纸张写就的论文,请求人家看看,如果可能就印成书,哪怕不要稿费也中。谁知人家瞟了一眼他破旧不堪的打扮,撇了撇嘴:“你这是从哪儿拾来的手纸?去去去!”
碰的钉子多了,“厚”了脸皮的王国栋对此不以为意。“博览会来了这么多人,我干吗不趁机宣传一下我的方案呢?”他在路边拾了一张大纸,画上他方案的示意图。像卖鼠药一样地讲起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瞧,这个神经蛋说的还有些道理!”“也不知从哪儿看的,当成自家的宝贝在这儿卖乖!”“能人背后有能人,说不定他真是个奇才哩!”“中国要多几个这样好动脑筋的人,还愁民不富国不强?”
有个戴眼镜挺斯文的小伙子挤进来,看了看王国栋:“别在这儿说啦,说也没用,你要是没钱回家,我送点路费。”王国栋谢绝了,等他回到家,儿子对他说有个郑州某电脑公司的人打电话问他爸是不是神经病,听说不是,就说:“你爸爸是个奇才!”王国栋顿时想到了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不禁笑了。
此后,他瞒着妻儿,偷偷印制了大批《为交通法规改革告同胞书》、《一般公路人车同道运行最佳方案与现行规则利弊对比》,赴郑州、新乡等地宣传他的方案。
论文发表后,王国栋无比兴奋,如何能将它变成现实呢,1999年1月4日他找到一位担任乡文化站站长的朋友,请他出出主意。朋友看罢论文,大喊起来:“了不得!如果能够实现,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现在,我建议你一要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二要积极准备,请求有关部门召开学术研讨会!”
1月6日,王国栋踏上了首都北京的土地。他没有闲心逛景,首先到国家专利局向一位老同学咨询了知识产权问题,然而,他费尽周折也未找到《道路交通管理》杂志社。王国栋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眼见川流不息的车流,又勾起了满腹心事……
春天来了,大米之乡原阳的稻田里翻起滚滚绿波,这时,河南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在郑州召开。王国栋想,或许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能促成自己方案的实施,为河南争光。
当他又一次来到郑州时,省人大会议已经闭幕了,他拨通北京同学的电话,同学建议他,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1999年3月5日在京召开,可找当地人大代表试试。
王国栋信心倍增,为稳妥起见,他又连干几昼夜,第五次修改了论文。他的计划是,求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新乡著名企业家、京华实业公司女经理刘志华,通过她在大会上提案。
王国栋在“京华”办公楼前的台阶上等了两个小时后,刘志华经理送走了客户,热情地接待了他。“你的论文很有价值,我同意提案。”刘志华的坦诚和自信深深打动了王国栋。当晚,他赋诗一首:东风拂拂绿无涯/元宵佳节访京华/遍寻终谋志华面/畅谈路规意甚洽/同为国民忧兴衰/“三五”盛会任挥洒/鞭炮声声月当空/五湖四海披银纱。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王国栋时刻关注着会议消息,终于,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那则消息……
王国栋的“梦想”能否变为现实?这里我们且不去评说,我们要说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都为国家利益着想吧!
就在本文发稿时,王国栋送来一本2000年2月23日写就的、长达58页的《为了天下人一路平安——关于一般公路交通法规改革的对话》。他说,这是一本通俗读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